在战国末年，各国贵族兴起一股养士之风，其中最著名者为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被称为“战国四公子”。他们财雄势大，有足够的能力养起数千食客。他们都身居将相之位，无论是处理家事还是国事，其门下的食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孟尝君在秦国被囚禁时，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帮他脱离了险境；赵国邯郸被秦军包围危在旦夕时，平原君门下食客毛遂“迫使”楚王与赵国结盟，派兵救赵；同样为解救赵国的燃眉之急，信陵君靠门客出谋划策窃取兵符，率兵救赵，击溃秦军，名垂千古。
春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动，一方面在社会上造就了一批具有特殊技艺的自由流动的“游士”，另一方面，诸侯公卿，大夫强族在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多产生 一种“急难索士”的迫切要求。社会对有特殊技艺的“士”的大量需要，改变了“士”与各级统治者的原有关系。体现这一人际关系微妙变化的社会现象之一，便是 春秋时期养士之风的出现，它对于侠的诞生和早熟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史载齐桓公曾收留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给予相当优厚的礼遇。与齐桓公同时代的鲁庄公孔武好力，与鲁国勇士曹沫气味相投，视为 心腹。后来齐鲁会盟时，曹沫孤身一人“执匕首劫齐桓公”，以报答鲁庄公。说明他们两人除君臣关系外，还带有相知的意味。春秋中期开始，养士之风渐渐流行。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齐昭公之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不惜为之磬尽家产，后终夺位为君。公子商人不是通过掌握私卒、而是通过养士扩大自己的 政治势力，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的。这说明游土中的武士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崛起，他们与权臣、君之间的夫系己不是统属与被统属的固定关系，而是主、 客间的相互选择关系。公予商人的罄产聚士，标志着春秋养土之风的形成。
在春秋诸侯中，齐庄公姜光是最热衷于养士的一个。他门下勇士甚多，待之甚厚。据《左传》记载，他得勇土殖绰、郭最作为自己的私属，上朝时指着殖绰、郭 最志满意得他说：“是寡人之雄也。”晋国的勇士州绰、邢棚也未投奔他。后齐庄公被权臣崔抒杀死，勇士州绰、贾举等八人赴难。另两名勇士卢蒲葵、王何出逃， 矢志复仇。三年后，两人返国攻杀齐国另一名权臣庆封，还政于姜氏，并将前已死去的崔抒戮尸，为齐庄公报了仇。这是春秋养士的一个典型事例。齐庄公所收纳的 勇士，既有游士，也有战将、家臣、劈人，成份较为复杂。不似战国养士，成份较为纯粹。
除齐庆公外，晋国的公卿栾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吴国的贵族公子光也都是春秋养士的名人。他们养士，都有着十分明确的、直接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养士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晋国的下卿栾盈面临着强大的政敌、晋国的权臣范鞅的威胁。他是靠自己对游士真诚的态度而获得拥戴的。《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述：“怀子（即栾盈）好施，士多归之，宣子《即范鞅）畏其多士也。”后来栾盈被范鞅驱逐，自己仓惶出逃，在各国流亡，终于复仇不成被杀。而其所养之士或为他死节，或随他飘泊，或 被迫出奔，全是为了报知遇之恩。
楚国权臣白公胜与栾盈不同，他是采用结交死士、培养党羽的方式未养士，互相间以利易利，完全出于图谋不轨的一已之私。他的政敌叶公沈诸梁对白公胜的作为看得很清楚，说：
“吾闻脏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他的死党石乞将勇士熊宜僚(“善于弄丸为戏，可敌五百人')介绍给他。当白公胜将他的阴谋告诉熊宜僚时，熊宜僚立即表示拒绝。白公胜竟然甩剑相逼，熊宜僚面不改色。所以白公胜的养士，并不能真正结交一位像熊官僚这样的勇士，他的覆灭也就势在必然了。
公子光的养士方式介于栾盈和白公胜之间。公子光的养士完全是出于夺取至于吴王僚王位的阴谋的需要，这一点与白公胜相同。但白公胜的狼子野心是赤裸裸的，他的勾结党羽、豢养死士的方式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政治利用的关系。而公子光结交勇士，在具体的处人处事上，带有七分真诚的意味，因此，他能得到勇土专诸、要离(著名的两大刺客），使他们为自己效命。而且，公子光之所以得士，与他的为人和识见也有关系。楚国太傅伍奢无辜被杀，其子伍子胥投奔公子光，互相结为心腹。但当伍子胥说动吴王僚出兵伐楚时，公子光劝阻吴王僚，认为伍子胥之所以要让吴国出兵，是为报私仇，而且与楚国打仗未必能胜，这样做对吴国不利。公子光的这一做法说明他并不因为私交而损害吴国的整体利益。他劝说专诸去刺杀吴王僚时，耐心他说明了吴国王位本是兄弟叔侄长幼依次相传、自己理应嗣位的道理。正因为能够自圆其说，所以专诸才认为“王僚可杀也”，为之舍身行刺。专诸身亡后，公子光对专诸的后事作了认真的安排，封其予为卿。公子光的养士方式，是一种复杂的类型， 应作具体的分析与评估。他与栾盈、白公胜的养土方式，显示了历代仅势者们养士的三种原始核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就拿战国时代来说，在养士方式上，孟尝、平 原、信陵、春君子的养士情同栾盈，吕不韦与白公胜相似，燕太子丹又同公子光有一致之处，这绝非偶然。
专诸刺王僚·鱼肠剑就是这么来哒~
要离刺庆忌（王僚之子）
养士之风的出现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场合与内在的驱动力。养士这种方式，既能为游士中的侠提供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场面，又能为初生的武侠创 造实现自我价值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大虾机会。养士之风使散落在各地的侠凝聚起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它又使初生的侠能够打破地域、身份的界 限自由地流动和组合，充分地去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人生目标。正是养士之风，保障了稚嫩的侠的幼体迅速生长，这完全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所致。而侠诞 生之初就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既是历史机遇，也是自身的幸运。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明的“公”“私”观念。所谓“私”就是以 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 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君、权臣， 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 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孙子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 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 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 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人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 好局面。
成国养士之风的兴盛对快的发展起看极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 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秦昭襄王 称赞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 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机击信息甚至比他的君魏安僖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 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 大致相同。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 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君门 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 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桑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武侠在权势者门下的大量集绪，使得他们一开始便养成交党结伦的风气。《史记·君列传》中载门客的住处有传舍、幸舍、代舍三种，又有“传舍长”的职务，那么，战国的门客当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游侠也在所不免。这对于武侠的聚合是有利的。
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迪，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信陵 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 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 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君的议论，感叹道：“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 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 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 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 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 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 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 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武侠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 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人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 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 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一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一文化环 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采；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囵的前提。
游侠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 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 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 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君要得 美人之头。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于是，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 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君的一个门客与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 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 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在养士之风的庇荫下，本来分散在民间的武侠迅速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庆子·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特地收养了三千多名“剑士”。这些 剑士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回而语”，可见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君在其封地薛邑，专门招致各地的“任侠”者，甚至是犯了罪、亡命他乡 的侠客，人数高达六万余户。像这样高度集中武侠的做法，使得一直是以个体力活动单位的武侠阶层真正纽结在一起，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出 现在政治舞台上。至此，武侠的存在才真正被社会所承认。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 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 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 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 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