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掀起的南下打工潮，我的父母离开了故乡湖南沅江的一个小乡村去往广东。父亲做汽车维修师，母亲做理发师，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的他们凭借一技之长赚钱养家，成为南下打工潮的幸运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成为了家族中父辈里唯一彻底离开农村的人。

1990年冬，母亲在蓝田发屋门口，发型是大姨夫帮忙烫的丝丝头，模仿《星星知我心》电视剧里的古秋霞。

1989年，初中毕业后，母亲在大姨父家学了三年理发并顺利出师，在镇上开理发店，起名“蓝田发屋”，剪头发1元，烫头发4元。

1990年，母亲与两个徒弟在理发店里。

1991年，理发店旁边开了一家照相馆，母亲（左一）带着徒弟们一起去拍照。

1990年，父亲在同一条街上开了汽车维修店，离母亲的理发店特别近。母亲的徒弟瑶瑶是父亲的远房侄女，在她的介绍下，父母相识了，那年母亲20岁，父亲21岁。

1990年，父亲（左一）与他的三位徒弟，我的叔叔也是徒弟之一（右二）。

1991年订婚，爷爷家因建房子还欠着债，父母也没有积蓄。年轻的父亲不懂女生的心思，只买了2元的塑料合金材质的戒指和9元的毛拖鞋送给母亲，另外还有礼金1600元。

结婚前，父母亲借了一笔钱坐船再转汽车去长沙，想置办席梦思床垫。到了才发现最流行的席梦思床垫要800元，已经超出了他们能承受的价格，最后放弃了。在长沙的街头，喜欢音乐的妈妈买了一把30元的红棉牌吉他作礼物，至今还保管得很好。

1992年，父母的结婚照。

新婚的喜悦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父亲在修车时因徒弟的操作失误，被车意外压到了腰，受伤严重，暂时无法做维修的工作。他为了养家糊口在调养身体的一年间卖过玻璃，养过一种名叫“美国皇鸽”的鸽子，开货车拉鱼去省内各地卖……

此时的深圳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十余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都市。港资企业纷纷入驻，工厂一座座开起来。南下打工潮的兴起，涌入天南海北的农村青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在深圳的另一边，湖南的县城信息依然封闭，没有熟人不敢轻易外出打工。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在已去深圳打拼的徒弟瑶瑶的劝说下，决定南下深圳打工挣钱。

母亲来到罗湖区一家理发店做理发师。深圳的高楼大厦，各式的霓虹灯广告牌，穿着时尚的人们，耳边传来的香港话……都市气息扑面而来。

1994年，母亲在罗湖做理发师。

在罗湖的理发店，母亲和同事的合影。

喜爱摄影的舅舅在外婆家门前拍下两岁的我。

1996年过完年，为了挣钱，父母亲带了7000元一起去广州闯荡，断了奶的我在那一年成为了留守儿童。父亲在老乡的介绍下，在广州郊区的一家石厂里修货车，母亲来到佛山投靠闺蜜，却在找工作时屡次碰壁，迫于无奈，又辗转去了深圳的理发店。

1997年，母亲得了肠炎回到奶奶家调养身体，一边照顾我一边在村里开理发店，父亲继续在广州石厂修车。印象中，父亲的指甲边缘常年有一圈黑色的印记，看起来有些脏，那是每天修车留下的污垢。那时，电话还没开始普及，分居两地期间，父母亲常常写信交流。

1997年年底，父亲回到家中与母亲团聚，我们一家三口在外婆家门前拍合照。

1998年，3岁半的我第一次被母亲带去了广州，经过了前几年的奔波变动，父母亲终于在广州白云区团圆，过上了相对平稳的生活。母亲开了一家理发店——大众发屋，洗一次头5元，洗剪吹12至15元，租金400元一个月，除去房租、水电，每个月可以挣500至800元。为了省钱，母亲每天只带12元去买菜。

1998，母亲在理发店里。

2000年，母亲再次怀孕，那一年我5岁，还没达到广州规定的小学入学的年龄，母亲在怀孕后也无法分身照顾我，不久，我被送回了沅江的奶奶家。

2000年，母亲在水荫路一家影楼补拍婚纱照。

那年冬天，弟弟出生了，亲戚朋友们都来看望母亲（前排右一）和弟弟，在理发店后面所住的屋瓦旁，拍下了这张合影。

2001年春节，三代人在外婆家拍下大合影。

在家乡，我5岁半便开始入读村小学一年级，那时每天需要步行半小时去学校。学校十分破旧，操场和教室都是泥巴地，整个一年级只有14个人。一年后，学校因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取消二年级，父母只好又接我回广州上学。

回广州念书后，由于外地户口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要另外交赞助费且就读人数有限，我只好在离家6公里的私立小学就读。考虑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学英语，父亲想解决户口问题，让我能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萌生出了买房子的想法。

2002年，父亲升职当上维修部主管，月薪涨到2000多元。那几年房价持续低迷，在广州有些楼盘买房送户口，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四处看房。在白云区相对偏僻的地方有1400元一平米的特价房，还能上户口。父亲咬牙买下一套65平米楼梯房，卧室朝马路，全款支付了9.1万，当时市区的房价是3000多一平米。买完房子，还向亲戚们借了2万用于装修。

2002年，父亲所在的物流公司购入办公电脑，父亲坐在电脑前观看屏幕。

2002年，搬到新家后，我背着弟弟在小区玩耍。

原以为买完这套房全家人的户口都能迁到广州，结果在上户口时了解到，80平米可以入两个户，60平米只能入一个户。那时候信息不发达，只受过初中教育的父母亲也没在买房时仔细了解清楚，考虑到我已经开始交赞助费念书，父亲便将唯一的户口给了弟弟。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恍然知道唯一的户口应该给父亲，因为父亲入户后子女和妻子可以随迁。这个关于户口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家庭的命运，后来的十年间，为了户口，父母亲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2003年，母亲33岁了，她关了理发店，开始转行在广从公路边开汽车用品店，相比当理发师，开汽车用品店获利的持续性更长久，体力也消耗少。此后的九年，她都在店里当老板娘，也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跟弟弟。

2003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口。

2005年，我与母亲、表哥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2006年，我与弟弟在汽车用品店门前合影。

从2003年开始，母亲连续订了十年广州日报，父母亲每天都看报纸，从里面获取了不少有效的信息，有时母亲还会将报纸上重要信息剪下来保留。2006年，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标题为“会挣钱的房子”的房产投资信息，里面写关于天河区公寓的投资，母亲留了心眼。

2006年，一家人去白云区的楼盘岭南新世界玩，顺便也去看房。当时岭南新世界的房子均价5000元左右，如今已经上涨到4万元。

通过报纸上的信息，母亲看好珠江新城CBD地区的规划，投资了一个靠近琶洲国际会展中心附近40余平的公寓，9000元一平米，全款40多万。那时候父母亲的消费观非常保守，银行借贷也远不如今天普遍，这套房子向银行贷款20余万，母亲直言，“有点怕”。买了这套房子后，陆续租给过几名外国人，靠租金还每月的贷款，3年后，60余万转手卖出。

2006年投资购买的公寓。

2007年后，汽车用品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家里的收入逐渐增加，母亲渐渐地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开始研究烹饪，给我和弟弟做各色菜式，偶尔也会带我们去市儿童公园游玩，去白云山爬山等等，还给我报了外语培训班。

2009年我即将参加中考，外地户口考生必须在广东念三年的书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考虑到两地教学的差异，父母不愿意再让我回家念高中。当时广州周边只剩下从化市还有买房送户口的楼盘，从化市因距离广州市中心较远，楼市并不火热，新开盘的配套齐全的小区只要4000元一平米，可以上两个户口。父母看上了一套首付7万，贷款32万的房子。为解燃眉之急，父母亲决定卖掉公寓后，赶在5月份中考前买下这套房，让父亲和我拿到从化市的户口。

2009年，我在家里学习。

卖掉公寓的房子付了新房子首付后，还剩下50万，不愿意将钱留在手里贬值的母亲希望购买商铺。2010年，父亲花了52万投资了花都区20年产权的16平米格子商铺。后来因开发商原因，格子商铺变“烂铺”，至今铺位无人租赁，业主多次与开发商打官司未果，投资失败。

2011年，广州开始实行积分落户制度。当时从化还未撤市改区，未被正式纳入广州市，考虑到退休后养老金的差别，父亲决定申请积分落户，将户口迁到广州白云区。为了拿到和本科学历一致的80分积分，父亲努力考取了高级技师证，成为广州第二批靠积分落户的人，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入了广州。

2011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父母亲和弟弟来从化看望我，我们一起去爬山。

高中的同学大部分都留在本地读大学，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被录到北京的。高三那年夏天，广州像往常一样炎热，我的内心煎熬又彷徨，不知前路在何方。

2011年夏天，我（右一）和同学们在画室练习半开素描。

2012年8月底，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湖南和广东的我，坐了21个小时硬卧到达北京。北京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国庆节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心想终于可以看到小学语文课本里出现的景点了。

2012年国庆节，我拿着旗子在天安门广场。

2013年暑假，一家人办好了港澳通行证去香港旅行，在湾仔码头坐渡轮后，我们在维多利亚港前合影。

2014年，母亲摇号摇中了车牌，家里买了第一台车。父亲开车载我们回了沅江的奶奶家，图为父亲和弟弟在奶奶家门口合影。

2016年6月，我从学校毕业，拿到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房租1500元，原计划在北京工作一年后，去别的城市看看，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想到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还在北京。

2017年5月，喜欢上摇滚乐的我在音乐节当摄影师志愿者。

每年我们都会定期出去旅行，常去广东的海岛、港澳。2018年春节，我带着母亲去了越南旅行，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国。

我与她在越南河内大教堂前的互拍。

2018年国庆，一家人去东澳岛玩，我给父母亲拍下合影。

父母这一辈的亲人里，只有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农村扎根大城市，年轻辈的表哥表姐，学习好的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留在了大城市，学习差的高中毕业后去往深圳、广州打工，他们的孩子留在农村，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2019年，大年初二，与亲人们在大舅家门口合影。

延伸阅读

一个农村家庭的四十年

本文转载自2018年9月12日微信公众号“今日中国” （ID：chinatoday_magazine），作者：江褔梅，不代表《财经国家周刊》观点。

我出生于福建龙岩的一个农村家庭，在1978年至今的40年里，我的父母消除了对饥寒的恐惧，我和姐姐弟弟三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住进了城市，我们的后代也开始为她们的将来而努力学习。如今一家三代人过上了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今年暑假，当我在西安的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的农具时，猛然意识到那些农具和农村生活可能已经永远退出了我的生命。

▲ 1995作者（后排左一）考上大学离家前

父亲和母亲

父亲和母亲是孤儿，在家族长辈的主持下结婚成家。1978年的时候,父亲26岁，母亲24岁，已经有了我和姐姐两个孩子。

那时，我们家和其他十几户共同属于一个生产队。成年人和10岁以上的孩子通过参加集体劳动获得工分，用来换取粮食和肉类、布匹及其他生活用品。

最初的记忆里，还有初夏时分青黄不接的窘迫。上一年度的粮食吃完了，新一年度的稻谷却还没成熟。母亲只能把红薯丝掺杂在大米中煮饭以供全家充饥。这对于父母只是习以为常的无奈之举，对于我们却是一次新奇的调换口味。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过，这个重大变革真正影响到我们家还要到1981年底，这一年，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模式终于结束，共同耕作的农田按人口分到了各家各户。父母不仅有了自己包干的农田，也迎来了他们唯一的儿子，我的弟弟。我们成了五口之家。

从大集体进入农户单干，父亲不再一天只挣10个公分，他每天天一亮就下地看管他的农田，把农作物们照管得妥妥的，一年两季都有丰厚的收成。到了农闲时候，父亲还到山里帮林场扛木头，挣一些零花钱。1984年，土地分配重新调整，弟弟虽然还未满10岁，却也分得了自己的口粮田。天遂人愿，我们家迎来了大丰收。父亲把余粮卖了，到邻近的城市买了一部电动机。有了电动机磨浆，不再需要人工推石磨，我们家做起了豆腐，用来出售给乡邻做菜。虽然只是小生意，但是家里有了一些零花钱，在用度上也不再那么局促。

心灵手巧的父亲还无师自通掌握了砌筑土灶的独门手艺。慢慢地，他不再需要去出卖苦力，而是开始更多从事需要技术的工作。他种植专门用作种子的水稻，掌握了种植和烤制烟草的技术。随着商品流通的加速，我们家乡特有的红心地瓜干打开了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父亲也加入了种植和烤制地瓜干的队伍。

父亲长期每天工作十几个二十个小时，母亲也是从清晨忙到深夜。这样的长期辛劳，虽然没能使我们家变得富裕，但支撑起了一家五口的生活，使父母亲在交纳了农业、教育、交通等各种费用后，能够按时支付我们的学费，还把我们家从仅有的两间夯土房扩建成了有6间主房两个厅的成套房子。

父亲和母亲用20年的时间，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通过自己的辛劳，为全家带来了小康。90年代末，姐姐完成学业开始工作，弟弟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家眼看着就要过上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父亲长年辛劳的身体也疲累不堪，逐渐退出繁重的劳动。

▲ 作者（左一）2000年和高中同学一起参观清华大学校园

▲ 2002年作者和外婆舅舅等一家合影

我和姐姐弟弟

我和姐姐的童年没有饥饿，我们的衣物不多，但也基本够用。我们用泥土揉制小狗、小车，用草绳编织鞋子，用菜梗编制项链，这是我们幼小时候的娱乐，和母亲小时候一样。

1982年秋天，姐姐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弟弟还不到周岁，我也只有5岁。母亲需要照顾弟弟，我便随着姐姐到幼儿园。我们的教室有时在老师家里，有时在过去生产队的集体用房里。后来，我们搬进了正式的学校。随着学生的增加，学校还扩建了好几间教室。

那时，政府和学校推行义务教育，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同胞姐弟，老师们不是忙着去劝说那些被叫回家中帮忙看管弟弟妹妹或者帮忙劳作的孩子回校读书，就是忙于修建更多的教室。我和姐姐等着进入新建的中学教室时，弟弟已经可以在新建的小学里上学了。

我们都是出色的学生。感谢父母，虽然三个子女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他们总是提前就给我们备好学费和生活费，从没耽误过一天我们的学业。而我们的同学中，却有不少早早回家务农或进入工厂挣钱帮补家用。那个时候，他们总是把收入上交给父母，再由父母返还给自己生活费。

1995年，我和姐姐同年考上大学。姐姐是师范生，免除了大学学费。我考上了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学费不高，有奖学金。1997年，姐姐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中学老师。1999年，弟弟考入北京一所大学，他的学费已经上涨到了我的4倍。2002年，我研究生毕业，到了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同一年，弟弟也毕业了，开始坎坷的求职之路。

弟弟先在北京的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了8年，后遭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收入锐减，只得辞职，于2010年去厦门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换了工作的弟弟跟上了IT产业快速发展的节奏。虽然没有升职，也没有多次跳槽，但他的工资在6年间涨了1倍。事实上，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我们的工资都上涨了3倍以上。

今天，我们姐弟三个都在不同的城市购买了住房，或多或少有了一点积蓄。我们的收入足够日常开销，可是还不能支持我们经常外出就餐。我们也计划每年都出去旅游，但是还无法支持舒适的旅途。于是，我们只能汇入拥挤的旅游大军。

我们在老家的那些小伙伴，他们大多数没有考上大学，不过他们中的将近一半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城市定居，其中又有一半获得中等以上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并能每年外出旅游。

我们的孩子

2004年底，女儿出生前夕，我们邀请父母到北京定居。我们经常在周末陪同父母到郊区旅游，直到孩子出生。由于，我只休了不到两个月产假就回到工作岗位，父母和许多老人一样，承担起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大部分工作。

日子就这样琐碎地过去。母亲成为辅助我们的主力，父亲却总是不太适应，后来回到了老家独自生活。母亲长期在京，帮助我们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还送孩子去上音乐，绘画，舞蹈等各种课程。

衣食无忧、日益富足，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父母，把许多财力、精力倾注在了孩子的身上。从胎教、幼教到各种才艺教育，我们努力给孩子最富足的营养。在中国大城市的普通工薪家庭，虽然政府提供了免费教育，但孩子的校外课程以及其他开支往往超过家庭日常开支的一半，在有些家庭也许可能高达80%。

2013年，我们也花费了大概六分之一的年收入送孩子到欧洲游学了10天。类似的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孩子的常规安排。如今，我的同事的孩子，到了寒暑假，大概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出国旅游度假。

去年，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一所比较好的民办中学。如果不是这么努力，她可能会通过政府派位进入一所不够理想的中学。政府正在努力提供均衡教育，减小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距。家长们却希望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将来考上中国或者欧美更好的大学。如今，13岁的女儿的英文程度已经达到我们那个年代普通大学生的较好水平。女儿的同学大概会有五分之一会选择自费就读欧美大学本科。而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同学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才考取奖学金到美国上研究生。

对于姐姐的女儿，情况却很不同。她比我的女儿大5岁，从小在老家的乡镇上幼儿园，后来在姐姐工作的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6月份，她完成了进入高等学校的统一考试——高考。她的成绩并不理想，所以还在犹豫是明年再考一次呢，还是先上一所一般的学校，将来再努力使自己进入更好的平台。

封面图片：内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