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切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 ”
　 
　　大家知道，与李大钊齐名的陈独秀生前也经常嫖娼。另外，著名的美国黑人 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个爱嫖娼的人，他生前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时是，一路演讲，一路嫖娼（有联邦调查局对他整个嫖娼过程进行的窃听、录音带为证），甚至他在到瑞典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期间都嫖了娼！马丁·路德·金的这个秘闻，我是从原载于《杂文月刊》2012年6月下半月那一期，《中外文摘》也进行了摘录的文章《如何看待马丁·路德·金的性丑闻》中得知的。《杂文月刊》是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与河北省杂文学会联合主办的一份杂志，《中外文摘》则是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杂志。凤凰卫视的官网——凤凰网历史频道 如下这个地址 的页面也摘录了此文：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3_08/26/29020388_0.shtml。我在这里就把凤凰网上摘录版的此文贴出来：

　　4月4日，是马丁·路德·金逝世44周年纪念，1968年4月4日，金被暗杀。微博上不少人，趁着中国的清明节向这位民权斗士表达了敬意


　　距离产生美，金在中国的形象，从他遇刺后第12天，《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所作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开始，一直就是“高大全”——从反抗美帝压迫的黑人运动领袖，到凝聚美国进步力量的象征。其实，马丁·路德·金的私德的确有亏，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嫖妓；作为一个博士，他抄袭、剽窃，这在美国不是什么机密，在这里重提这段旧事，不是弄搞臭这位民权斗士的“诛心之论”，而是希望通过对马丁·路德-金丑闻的分析，谈一下我们怎么看待名人的私德，哪些真的只是他们的“私事”，哪些是公共事务；以及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历史，关照现实。
　　在二战之后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美国南方黑人越来越不能忍受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民权运动风起云涌。1955年，黑人妇女Rosa Parks因为占用公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金也因此成为FBI的监控对象。从1924年就担任FBI局长的胡佛，是个铁腕局长。原本，胡佛派人窃听金，是认为他可能跟共产党、苏联有联系，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这位人权斗士不堪的另一面。
　　1964年2月22日，洛杉矶某旅馆里，金和同事谈起了电视转播的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当时，肯尼迪的遗孀俯身亲吻在棺木中部，金笑着说了一句：“那才是她最想念的地方!”这句极端刻薄、怨毒的话，出自一位整天在布道时宣扬基督仁爱的牧师口中，无疑证明言者的伪善。
　　不仅如此，FBI发现马丁·路德·金的巡回讲演，就是巡回嫖娼，白人妓女、黑人妓女，他都招，有时同时招2个以上的妓女，搞乱交；醉醺醺的多人 性派对 ，甚至要持续几天。嘿咻时的淫言秽语，呢喃呻吟，都被记录到FBI的录音带里。即使，金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在晚上唯一的兴趣还是招嫖。
　　之后，马丁·路德·金的性爱录音带，被寄给美国的媒体、民权运动的资助者，以及金的妻子。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明显：即使不能把金搞臭，也要毁掉他的婚姻。于是，在1965年1月5日，金夫人收到了那盘记录他丈夫出轨的性爱录音带， 跟金大吵了一架。而美国的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 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胡佛搞的窃听之类，更可恶 。
　　金的另一项丑闻就是剽窃抄袭。左翼组织在整理金的遗作时，发现他当时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量剽窃问题。之后，学者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是否公开指责金抄袭，无疑是“政治不正确的”；最后，是英国媒体于1989年捅破这层纸，一时舆论哗然。
　　金的丑闻已然坐实。我个人不是很认同“有污点的伟人”的说法，那其实是为“尊者讳”，隐含的逻辑是“伟人”有权干坏事，不该受指责。但，当时美国媒体没有跟风FBI，用性丑闻搞臭马丁·路德·金，保证金的公共形象，这有助于推动美国民权运动，最终美国取消了种族隔离。这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这是有责任的媒体的胸怀和眼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实上，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时刻影响着我们思维和生活。要有智慧，我们便能从历史中汲取进步的力量。

越战时美国性解放苦果：每年有20到25万人染性病


　　二战后出生的美国青年，由于对越南战争的反感，对美国现行制度失去信心，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他们用“性解放”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某些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对这种潮流有一定影响。例如，马斯洛鼓吹“自我满足”，认为“人要不断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才能取得成就和发展，“为别人而生活是骗人的鬼话”。
　　对待两性关系问题，采取极为轻率的态度的青年认为，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会妨碍“自我发展”。因此，他们根本反对结婚，既不愿尽丈夫和妻子的义务，也不愿承担抚育子女的责任。于是，结婚一度受到所谓“激进派”嘲笑，被认为是保守行为。
　　以满足个人欲望出发的“性解放”思想不仅对别人不利，也害了自己。贪图一时欢乐的不负责行为最终使生活更加乏味、空虚。朝三暮四的结果是谁对谁也没有真正的感情，当然更谈不到家庭的温暖。越来越多的人对露水夫妻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讨厌没有爱情的两性关系。纽约有一位作家说：“一醒来，都想不起旁边睡的是谁，这太可怕了。”
　　“性解放”的另一个恶果是性病蔓延。七十年代发现的一种疱疹就是通过两性关系传播的。据统计，美国现在这种病的新发病者，每年都有20万到25万人。其严重程度使那些想成为临时夫妻的人，也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染上了性病。
　　轻率的两性关系更严重的后果是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据统计，没有结婚的青少年所生的孩子，从1970年的19.9万人增加到1980年的27.1万人。未婚母亲往往因为过早生孩子而没有机会继续受教育，也找不到较好的工作，因此大都比较贫困，这就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而她们的女儿很可能重走母亲的老路。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许多美国人主张，男女在同居之前应有一个恋爱阶段。据美国卫生统计中心报道，1982年的离婚人数20年来第一次下降。在比较年轻的离婚者中，60%到70%在离婚后不到5年又重新结婚了。1978年的民意测验反映，有23%的男女不愿结婚；4年以后再次对他们测验，只有15%的人不想结婚了。
　　今天，美国学生中的两性关系仍很随便，但是比较七十年代已经有所好转。1983年，25%的美国中学生与异性发生过关系，1971年，这种现象占40%。美国西北大学学生健康服务部主任说：“现在的大学生作风比过去严肃。学生中的性病减少了，许多女生不满足做一夜夫妻，而希望能建立起更长久的感情。”

嫖娼记：蔡元培扫黄 陈独秀中枪
　

　　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请下，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行前，朋友们都力劝他千万不要就职，以免影响一世名誉。今天看来，担任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件光荣差事，为何当时被视为跳火坑一般？原来，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成立社团引导“健康娱乐”
　　蔡元培到任之后，立即做了两件事整顿校风，仅一年之后就使北大焕然一新。第一，吸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辜鸿铭等大批优秀学者，充实教师队伍；第二，提倡社团。在蔡元培号召下，师生成立了各种学会和兴趣会，如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蔡校长尽力给予资金和场地支持，这样做既是出于对美育、体育的重视，也是为了引导师生进行健康活动，免得他们“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要加入此协会，必须符合三项基本条件：不嫖、不赌、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则，得到普遍响应。到5月28日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时，全校两千名师生，有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入会。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章士钊等；还有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协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评议员和纠察员。每个入会者都要写志愿书承诺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则通信劝告。如仍犯，经会员十人签名报告，评议员调查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
　　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文理科学长带头破戒
　　难免有会员破坏戒律。最典型的莫过于身为进德会评议员的陈独秀和夏元瑮。一个是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的文科学长；一个是严复校长1913年聘任的理科学长。两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节。
　　夏元瑮是物理学家，主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学术上对“孔孟之道”没有直接破坏，碍不着旧式文人的事。陈独秀则是老派学者眼中的洪水猛兽，他们早就想将他铲除。与陈独秀并列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本也是攻击对象，但除了“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没什么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读书时，胡适也堕落过，几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风流归来，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钱，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嫖娼之类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陈独秀说话作文皆言辞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检点，我行我素，授人话柄。在新旧两派论战中，陈独秀成为活靶子，中枪无数。
　　1919年3月间，围攻达到顶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以讹传讹，一些八卦小报甚至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以泄私愤。
　　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 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陈独秀因嫖娼变相被辞
　　蔡校长包容得了陈独秀，老派学者却不能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率先倒戈，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当年为了力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甚至帮他伪造学历，自然极不愿意开除他。但汤尔和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且蔡先生还是进德会会长”，怎能姑息他？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 会议做出的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变相辞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仍保留教授职位，但给他放假一年，实质上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胡适认为北大中了离间计
　　陈独秀嫖娼公案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甚至与中国革命走向挂钩。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胡适。1935年，汤尔和将早年日记借给胡适看。胡适看到记录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这一篇，不禁触动伤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写信毫不客气地谴责汤尔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独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胡适认为，这些传言表面针对陈独秀的个人道德，其实是离间计。“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 (编者著：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知己好友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陈独秀自“五四”之后就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离开北大，当时变“左倾”都是历史必然。嫖娼事件恰从侧面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认准的方向，不会因几个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改变。
　　1937年，汤尔和投汪精卫麾下，在日伪政权任职。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词中誉他为“非常的硕德者”。当时陈独秀正隐居荒山对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陪伴身边的是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夫人。私德与公德之辩，的确是探讨不尽的话题。